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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赌博公司】技术许可处是加州大学技术转移项目最大的部门,对于专利等知识产权类科技成果的转移应用。作为在技术转移方面成就卓著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加州大学从建校之初就将技术转移作为大学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内在使命,并发展出系统的知识产权政策,建立了结构完善、分工协调的技术转移机构,形成了集权与分权并存的运行机制。根据美国知识产权拥有者协会的统计,2010年,加州大学获得297项专利,在全球所有大学中排名第一,这也是加州大学连续第18年在专利数量上雄踞美国首位。作为一所公立大学,加州大学的技术转移项目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同时也是最成功的公共技术转移项目之一。内外因影响技术转移能力1980年,美国出台《拜杜法案》。该法案的实施明确了政府资助下科研成果专利权的归属问题,各高校纷纷致力于推动科技成果的转移和商业化。然而,拥有强大科研资源和实力的研究型大学,并不都能如政策期望的那样在技术转移方面取得成功。有学者表示,影响大学技术转移能力与绩效的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外在于大学的因素,主要包括全国性法规和大学所在区域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将在区域和制度层面影响大学技术转移的需求强度、规模和创新环境。第二,内在于大学的因素,主要包括大学或学院内部对于技术创新和商业化的文化与传统;大学的知识产权政策;大学技术转移的组织运行效率、人员数量与经验;大学整体的组织与体制结构。加州大学技术转移之所以成绩斐然,核心原因还是根植于大学内部的因素。作为一所赠地大学,加州大学致力于技术转移事业是其作为公立大学的固有使命和文化特色,历届大学领导人对此都非常注重,并构建了一系列支持技术转移的制度和政策。分工合作的组织结构加州大学技术转移项目耗资巨大,这是因为它拥有一个规模较大、功能完整、分工专业的组织机构。目前,其转移项目由六个具体的职能部门组成:信息技术与通讯处、综合法律服务处、技术许可处、专利诉讼处、金融管理处、政策分析与发展处。信息技术与通讯处主要负责开发和维持知识产权数据库。综合法律服务处代表加州大学签署技术转移方面的协议,下设专门的小组负责法律监管。专利申请处主要代表大学处理专利申请事务,包括完成相关书面程序,确保按时支付相关费用。政策分析与发展处主要负责现行政策的解读和分析,提供政策咨询,帮助技术许可处和发明者遵循大学、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政策法规。财务管理处为技术转移项目提供统一和连续的财务管理服务。此外,技术许可处是加州大学技术转移项目最大的部门,设有多个学科小组,每个小组里面有相应领域的技术专家和通晓该领域技术许可范式的专业人员。对于每个技术转移案件,技术许可处将直接安排至少一位技术专家、一位法律专家和一位商业专家来进行“从摇篮到坟墓”的跟踪服务,从发明公布环节开始一直到技术许可和许可宗旨环节。显著的分权网络结构加州大学技术转移系统的显著特征是其分权型网络结构。各个分校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运作,共享资源,但却保持相对自治。其最大优点是,分权型的技术转移项目与其原创研究中心在地理上邻近,会增加成功的概率。分权与地理邻近可以使研究者更多地参与到许可技术的后续开发活动中,保持研究者与技术许可企业的研发人员和技术管理者之间的密切互动,从而跨越大学研究成果商业化的“死亡之谷”。调查显示,大学和工业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通过制度性安排建立“面对面”的直接联系,比其他诸如会议或电子交流的联系方式更有效率。企业更愿意与当地的大学合作,这种形式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往往比其他形式的技术或者知识转移更为显著。对技术转移的一些环节作分权化管理的同时,为控制法律和财务风险,获取规模经济,还须对一些技术转移环节进行集权管理。加州大学对财务管理、信息技术服务、政策分析与发展、法律监管进行集权管理,发挥着类似后勤部门的功能。增进公共利益为根本目的基于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加州大学一直致力于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该校的成功实践固然得益于《拜杜法案》等支持大学技术转移的外部政策,但其本身在这方面的准确的战略定位、合理的政策和组织设计更为重要。对于我国公立研究型大学而言,加州大学技术转移的实践告诉我们,增进公共利益而非大学自身利益是公立研究型大学从事技术转移的根本目标;而一个结构完整、分工专业、运行协调的技术转移机构是技术转移高校运作的组织基础;除此之外,直接互动环节的分权和与信息、风险管理环节的集权是技术转移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2012-09-05)

【真人赌博公司】技术许可处是加州大学技术转移项目最大的部门,对于专利等知识产权类科技成果的转移应用。科技成果是人类进行科学技术研究等治理创造性活动的产品,是一种特殊的资源,产学研结合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世界范围内,财政科技投入已成为政府持续推动科技进步与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政策,如何有效促进政府财政资助的科研成果的运用与转化,为经济发展服务,是政府面对的政策难题,也是各国科技法律规范的重要内容。

【真人赌博公司】技术许可处是加州大学技术转移项目最大的部门,对于专利等知识产权类科技成果的转移应用。【真人赌博公司】技术许可处是加州大学技术转移项目最大的部门,对于专利等知识产权类科技成果的转移应用。【真人赌博公司】技术许可处是加州大学技术转移项目最大的部门,对于专利等知识产权类科技成果的转移应用。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科技成果应用速度加快,各国纷纷把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由于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不同,各国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措施存在较大差异,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绩效的评价也因政策目标、评价对象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指标和方法。

大多数国家都通过国家科技投入等方式支持高校、科研机构的重大研发项目;各国法规都认为,职务发明创造的有关权利应属于单位。在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商业化过程中,政府也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极大地释放了科研机构的活动,提升了政府科技投入对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保障了国家的利益。通过30多年的制度创新,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都逐步形成了既符合本国国情,又各具特色的制度范式。

国外较少使用科技成果转化这一概念,普遍采用知识扩散、技术转移和商业化的概念。与科技成果转化强调“成果的应用”相比,知识扩散和技术转移更侧重于知识和技术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流动,政策的重点聚焦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技术转移以及财政资助项目的科技成果转化。如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通过《拜杜法案》《史迪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等明确大学、国家实验室等的技术转移义务,并通过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授权、建立技术转移机构、提供经费保障等促进大学和国家实验室的技术转移。日本与欧盟成员国等也都发布了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技术转移政策。

【真人赌博公司】技术许可处是加州大学技术转移项目最大的部门,对于专利等知识产权类科技成果的转移应用。美国:拜杜法模式

【真人赌博公司】技术许可处是加州大学技术转移项目最大的部门,对于专利等知识产权类科技成果的转移应用。【真人赌博公司】技术许可处是加州大学技术转移项目最大的部门,对于专利等知识产权类科技成果的转移应用。国际上没有科技成果转化率这一指标,在评价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时不是依靠某个单一的指标,而是通过综合化的指标体系来全面衡量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绩效。经合组织2013年发布的《公共研究商业化:新趋势与对策》,对部分国家的公共研究商业化成效进行了评价及国际比较,评价内容包括产业界对学术界的资助与合作、知识商业化的潜力、公共研究成果在企业的使用情况以及其他知识转移渠道等四个方面,采用的评价指标包括委托研发、衍生公司、人员流动等。欧洲知识转移测度专家委员会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知识转移提出七个测度指标,包括研发合作协议数、披露发明数、专利申请数、专利授权数、技术许可数、许可收入数、新建企业数。

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学不能拥有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的指示产权,其科研成果无法向产业界有效转移。1976-1978年间,美国政府拥有的2.8万件专利中,95%以上未得到转化,政府投入的300亿美元研发资金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对于专利等知识产权类科技成果的转移应用,一些国际组织和部分国家尝试开展了调查评价,而专利的许可和转让也成为国际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评价的重要指标。日本特许厅通过问卷形式开展的专利实施情况调查中,把专利转移率和利用率作为核心指标,“转移”指专利的许可和转让,“利用”包括自行实施以及许可、转让。欧洲知识转移测度专家委员会知识转移测度指标中,关于知识产权的种类除专利外,还包括版权、技术秘密、植物新品种等。

【真人赌博公司】技术许可处是加州大学技术转移项目最大的部门,对于专利等知识产权类科技成果的转移应用。【真人赌博公司】技术许可处是加州大学技术转移项目最大的部门,对于专利等知识产权类科技成果的转移应用。1980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拜杜法案》(即《大学与小企业专利程序法案》)。该法案明确规定,联邦政府财政资助产生的科研成果及知识产权属于发明者所在的大学,大学可以用自己的名义申请专利,参与研究的大学人员可以分享收益。不过,同时它也要求大学必须努力开发或转让专利技术,如果一定期限内大学未能使某项发明专利商业化,政府将回收专利所有权。法案同时规定,为维护国家利益,政府保留涉及国家安全或敏感领域的科技成果所有权。

科技成果转化一直是我国科技创新政策的重点,国家在鼓励技术交易、推进产学研合作、激励知识产权运用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重要进展,我国在国际通行可比的技术转移相关指标测度上某些指标已居于领先。如,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对2008年授权的发明专利进行调查,回收的35674件问卷表明,60.6%的发明专利通过自行实施或许可、转让得以实施,而日本2009年发布相同指标的专利利用率为52%。OECD评价报告中用大学研发经费中来自企业的经费比例反映大学通过研究商业化实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情况,该指标中国2012年为33.4%,远高于德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OECD报告中也对企业专利引用大学专利的比例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中国、英国。

【真人赌博公司】技术许可处是加州大学技术转移项目最大的部门,对于专利等知识产权类科技成果的转移应用。此外,1980年的《技术创新法》赋予了联邦实验室选择保留发明成果的权利,其后的一系列法律也不断简化和放宽对联邦实验室研发成果运用和转移的法律限制。

【真人赌博公司】技术许可处是加州大学技术转移项目最大的部门,对于专利等知识产权类科技成果的转移应用。与国外相比,我国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统计评价缺乏系统性考虑,除我国技术市场管理对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技术交易持续开展了三十年的统计外,对国外通行的其他指标,我国没有开展相应的统计调查,因而也未能主动开展国际比较研究。国内经常被引用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在引用时既未注明出处,也未界定统计对象或标注数据来源,不但不能准确反映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情况,甚至在国外没有类似统计的情况下得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于发达国家的错误结论。

在大学的职务发明人收益分配方面,《专利法》规定职务发明人在获得专利权方面天然拥有优先于大学的法律地位。因此,作为一般雇主的大学只能通过合同、内部专利政策等方式依法向发明人主张权利,并制定符合职务发明人期望的收益分配方式。通常的收益分配方式是,扣除15%左右的技术转移和专利费用成本之后,由发明人、所在院系和学校按等比例或差额比例获得许可收益。

为全面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情况,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统计评价指标体系。第一,要加强对科技成果转化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在评价中充分反映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多环节、以及转化主体和转化形式多样化等特点。第二,在具体指标设计上充分考虑与国际指标的衔接和可比性,扩充相关监测指标,完善统计数据基础。第三,建立全面、综合的指标体系,充分利用技术市场、专利许可和转让等现有统计基础,把大学和科研机构横向合作收入、技术入股企业数、产学研合作基地数、人员交流人次等纳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评价指标体系。

对于联邦实验室等政府研发机构,1986年《联邦技术转移法》建立了区别于大学职务发明分配的技术转移权利金奖励制度。规定任何年度研发经费预算超过5000万美元的联邦机构,应当制定该机构的现金奖励制度,并将所获得的专利许可权利金或其他转移转让收入的15%以上奖励给职务发明人,但除总统特许外,每人年度权利金奖励总额不得超过10万美元。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拜杜法案》和《技术创新法》显著促进了政府资助成果向市场转移和运用,释放了大学和联邦实验室从事技术转移和运用的活力,极大地提升了政府科技投入对美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推动作用。1980年,美国拥有技术许可办公室的大学仅25所,现在几乎所有大学都有了自己的技术许可办公室;全美大学专利申请从1980年的495件跃升至2012年的22150件,而技术许可收入从1986年的约3000万美元飙升至2012年的26亿美元。毫无疑问,法案的实施对于美国始终保持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日本:产业促进法模式

日本国立大学是政府资助研发的主要对象,但由于研发人员知识产权意识薄弱和成果转化运用机制缺乏,其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始终未能有效发挥。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日本政府借鉴美国经验,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措施推动大学—产业合作,推动大学科技成果转移,为产业带来革新活力。

1999年颁布《促进大学等的技术研究成果向民间事业者转移法》,鼓励设立私营的技术转移机构,推动大学专利转移运用从以往“看不见的”个人交易转换为“看得见的”组织合作。1999年,日本《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发》获得通过。该法案明确规定,大学老师及学院科研成果归大学,大学可以申请专利并进行集中管理,同时,项目承担着在履行特定义务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成果专利。2000年8月实施的《产业技术竞争力强化法》放宽了对国立大学及其雇员兼职从事技术转移的限制。

然而,由于日本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多为国家资助设立,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严重缺乏自主权,其经费及使用、人员编制等任何变动都必须得到政府部门的批准,在与产业合作中,只能被动执行政府方针。因此,即便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国立大学也无法真正获得研发成果的专利权。针对这一体制困境,日本政府在2002年发布的《知识财产战略大纲》,推进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法人化改革,赋予大学自由运用转移研发成果的权利,全方位促进了大学技术转移、提升产学研合作层次。

在职务成果权属方面,大学法人化前80%以上的大学研发成果由发明者所有,大学仅享有普通实施权;法人化之后,国立大学获得了职务成果的知识产权,并相应承担实施利用知识产权及与合理补偿发明人的义务。在收益分配方面,日本也无明确比例的法律规定,而是根据转化收益及贡献程度来合理确定发明人报酬比例。

在提高政府资助成果运用和国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日本政府此举受到了明显的成效。文部科学省书记统计显示,2003年,国立大学专利申请数仅为79项,2006年这一数据呈井喷式增加,此后也保持大幅度增加。据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报告显示,仅该机构转移运用的3113件大学专利就已累积获得194亿日元的许可收益,并创造约6467亿日元的市场价值。

德国:职务发明法模式

与其他国家立法相比,德国更为重视职务发明立法促进专利的运用与实施的关键作用。1957年颁布的《雇员发明法》规定,雇员虽然是专利权的原始权利人,但是其有义务向雇主汇报,雇主可以对职务发明提出无限制的权利主张或有限权利主张。

在大学职务发明方面,德国长期以来采用“教授优先”原则,通常情况下将大学职务发明视为“自由发明”,教授获得专利权。然而,个人往往难以单独承受专利实施存在的风险,这一模式被认为既影响了大学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实施,也限制了政府资助成果的转移运用。因此,德国在2002年公布的《雇员发明法修正案》中取消了“教授优先”的适用例外,在保留教师拥有公开发明的自由之外,改由大学获得职务发明成果的权利。

该修正案还借鉴了美国《拜杜法案》的规定,确认大学成为政府资助成果的权利人。其后,德国教育科技部实施“主动运营行动计划”,利用财政资金支持大学建立专利管理与运营机构。

在发明人收益分配方面,《雇员发明法》比较系统的规定了发明人的报酬计算方式及数额。在雇主做出职务发明权利主张后,雇员有权取得合理报酬。劳工部编制的引导性的规范《职务发明补偿行政指南》,为职务发明人与单位确定适当合理的报酬比例提供参考,其中特别提出,大学等公共研发机构应当向职务发明人支付专利实施纯收入的30%作为报酬。

海德堡大学就依此在其专利政策中声明,该校“按照《雇员发明法》第42条第4款获得的职务发明,发明人将获得许可或转让纯收入的30%”。而在研究所数量与结构与中国科学院类似的马普学会,专利许可收益由马普学会、马普学会知识产权办公室嘉庆创新公司、研究所、发明人,按32%、1%、37%、30%分配。

英国:契约法模式

通过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的联合声明等,英国明确了对财政资助成果的权利归属。作为政府知识产权部门,英国专利局2001年已明确政府资助项目成果知识产权原则上属于承担机构,政府资助部门应当通过适当的合同条款来保障政府利益。在英国的大学里,外部资助研发的成果,按照资助协议的约定来确定大学与发明人的权利归属。在成果收益分配方面,有大学技术转移机构参与商业化运营的情况下,由发明人、院系和技术转移机构按比例分享收益;而在技术转移机构未参与商业化的情况下,则由发明人、院系与大学基金会按比例分享收益。

比如剑桥大学,由剑桥经营公司参与实施知识产权商业化的情况下,收益小于10万英镑,发明人获得90%,院系和经营中心各获得5%,而收益大于20万英镑时,发明人获得33%,院系和经营中心各获得33%。在剑桥经营中心未参与的情况下,收益在5万英镑以下部分均为发明人获得,5万英镑以上部分,发明人获得85%,院系获得7.5%,另7.5%用于赞助剑桥基金会。

对中国的启示

创新驱动发展的本质是通过创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核心是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的高水平大规模创造与有效转化运用。作为引导和拉动全社会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财政科技投入已成为政府持续推动科技进步与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政策。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性障碍,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激励功能,成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政策引擎。

2013年,我国技术合同交易额达到7469元,年增长率16%,科技成果转化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显现。但是,我国高校、科研所科技成果真正实现转化与产业化的还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40%的水平,科技投入和科技资源存在巨大浪费。

党的十八以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进入新的加速期,北京、湖北、南京等省市纷纷制定出台“京校十条”“黄金十条”“科技九条”等地方性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改革都着力于按照权责一致、利益共享、激励与约束并重原则,探索建立符合科技成果特点和转化规律的管理模式,为创新松绑,让科技成果价值得到更好的实现。为解决相关的问题,需要我们系统化高度完善科技法律制度,规定面向市场需求的转化运用模式并引导发展,规定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国有企业转化运用的责任、义务,同时增强法律的规范、限制功能,增加程序性规定和处罚性规定。

我国也要推动建立合理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制度。要坚持遵循兼顾合同和各方利益平衡原则,对作出实质性贡献的个人、部门和单位共享利益制度,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探索建立职务科技成果知识产权按份共有制度。同时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允许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有一定范围的浮动而不视为国有资产损失。

促进财政资助成果的有效运用是一项事关法律体系、市场机制、财政制度和科技体制的系统性工程。这就要求系统性的政策制度设计,如推进财政科技政策、产业政策、知识产权政策等在内的配套改革,才能真正释放科技红利。

(作者简介:聂常虹系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副局长,肖尤丹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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